上海演唱会简史k1体育
k1体育四天四场11万张票秒没，纵然是八万人体育场这种大场子，能进场也都是万里挑一的幸运儿，单个购票APP上就有四百多万人标注了“想看”；体育场周边交通管制，散场后门口有大巴车队免费送观众去徐家汇，而网约车司机那几天在体育场周边接单还有奖励……
2003年12月12日，“不走寻常路——美特斯邦威周杰伦上海演唱会”在上海体育场举行，那天室外最低气温1℃。演唱会之前，记者担心天气的寒冷会影响上座率，而在现场看到80%的上座率后，还“大为吃惊”。
有初中学生结伴各带了100块钱，想在现场买黄牛票，但没等到，只能站在体育场门口听，一直坚持到演唱会结束。
不知道他们长大后有没有成功坐到场内听周杰伦的演唱会——在这二十年里，他在上海开过十次演唱会，其中六次在上海体育场，四次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在上海，除了“八万人”和“梅奔”，还有虹口体育场、上体馆等诸多陪伴上海人成长的演唱会场馆；而周杰伦之外，来上海开过演唱会的巨星也如过江之鲫。
那时上海开演唱会的顶级场馆只有一处，就是1975年，在当时远离上海市中心位置的徐家汇地区的荒僻之地上，建造起来的上海体育馆。
“上海体育馆”和后来的“上海大舞台”都是它的名字，但上海人对它的称呼只需要三个字——“万体馆”，实际上它有一万八千个座位。
在演唱会还叫做“独唱音乐会”的年代，能在万体馆开个唱的只能是顶流中的顶流。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国歌坛最红的两位明星是“北李南朱”，李谷一和朱逢博。1980年春天，朱逢博在万体馆举办独唱音乐会，冒雨购票的观众在三小时内买完了一万七千张票。
在1984年的春晚上因演唱《我的中国心》而一炮而红的张明敏在1989前后举办了为时一年的全国巡演，在上海体育馆举办了四场。
这是1980年代比较轰动的义演——张明敏把这一年巡演的全部收入都捐给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用于建造北京月坛体育馆。
张明敏人气很旺，最后只有少量余票能对外公开售卖，售票处不在万体馆，而在南京东路西藏路口的“荣华楼”小剧场。
“荣华楼”这个名字耳熟吗？此地在这一年的年底就要开出沪上最知名的炸鸡店“荣华鸡”，成为本埠国潮快餐鼻祖。
他曾在上海有过数次演出，但直到1989年5月才在万体馆举办了他在上海的第一场演唱会，12元的票价是这座体育馆建成14年来的票价顶峰，而黄牛票则被炒到了65元。
在当年《新民晚报》的报道中，从天钥桥路斜土路到万体馆门口都有三五成群的票贩子在揽客，还有带着女朋友在场外等退票的男生被群殴一顿抢走了钱……
34年过去了，当年令人神魂颠倒的热辣男歌手如今仍然让人目眩神迷，还凭借《封神》的大火而成为了年轻影迷们的性感daddy，如果他现在再来开演唱会就要两代粉丝一起抢票了。
1991年年中，因为《我是一只小小鸟》正当红的赵传在万体馆做了为中国艺术节筹款的义演。
那年九月，黄浦旅游节文艺汇演中有一场“台湾青春派歌手演唱会”，请来小虎队开了三场演唱会，同台的还有红孩儿和少女组合忧欢派对。
1991年年底陈百强宣布退出歌坛，第二年一月，他的告别演唱会的上海站演出在万体馆举行，带了林子祥、杜德伟、吕方等此前从未在上海演出的歌手做嘉宾。当时有香港的报道说他因胸骨撞伤负伤上阵，演出前情绪低落，上台听到掌声就“龙精虎猛恢复状态”。
那天的压轴歌曲是因为电视剧《义不容情》而火遍全国的《一生何求》。三个月后，他又来上海参加了“绿满全球群星演唱会”，歌迷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公开演出了。
1992年，街头巷尾都在播放《潇洒走一回》。那年的中秋之夜，叶倩文在万体馆开唱，当时的新闻报道说，两个多小时的唱跳结束后，她已经累到体力不支，得由工作人员扶回休息室。
那年年底，万体馆迎来了那个年代无可争议的流量王者（之一）谭咏麟。据说他当年在广州的演唱会门票一跟斗要翻到一千块，所以很多歌迷就算贴路费来上海看都是划算的。
然而上海场的门票也并不好买：“入场券一律组织供应，不售个别票，本市企、事业单位，可凭介绍信随带支票到下列地点办理广告、票务……”
但凡弄到票的歌迷，把看演唱会当做过年一样的大事也毫不夸张，甚至在出租车还是奢侈消费的时代就创造了万体馆周围出租车堵塞的盛况。
上海的演唱会市场太热了，港台歌星开始纷纷北上开演唱会，拼盘演唱会、厂牌群星演唱会开始流行。
越来越多歌手独立或组团来上海开唱，以至于本地媒体在讨论1992年、1993年的演唱会市场红火时，用了“港台歌星扒分大上海”的标题。
《文汇报》的一篇评论“歌迷现象”的文章里提到：歌迷对本埠歌手的漠视和港台歌手的崇尚，有欠公允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而1993年7月崔健在万体馆的演唱会证明这种现象并不绝对，崔健演唱会的热度甚至远超港台歌手，实现了现场人人跟唱的盛况。
因为接触到大牌歌星的机会渐渐变多，上海人追星的步伐也大了起来，情浓难自抑的歌迷冲上台强吻歌手的事也屡有发生。据一位宣称自己是上海滩第一个亲到郭富城的女歌迷说，那个吻是咸味的，因为郭富城脸上都是汗……
想看演唱会的人愿意千里奔赴，然而万体馆周围的居民却在哀叹没条件搬离这个吵死人的地段。
1992年12月21日的《新民晚报》上刊载了署名为姚育明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与万体馆为邻的种种苦恼。
作者从“我家不幸紧挨上体馆”开篇，吐槽了明星演唱会带来的交通拥堵、噪音污染，又对广州歌迷特地赶来上海听演唱会的壮举表示感慨，想想自己也曾一掷几十块去听气功报告，就理解了当代歌迷的心情，最后想想就譬如听歌提神还省了一百块钱，在文章末尾终于与万体馆和解了。
为了举办第八届全运会，1997年，万体馆的旁边造起了上海体育场，上海人在更多时候会喊它“八万人”，实际上它的座位数量是72000个。
这个庞大的体量让它得以承载数倍于以往的观众数量，适合承办那些顶流巨星的演唱会，1998年9月谭咏麟又一次来上海开唱，就选在了在八万人；1999年，张惠妹、黎明这样的天后天王也都在八万人开唱。
但这座地方大、排场大、派头大的体育场在当时却被很多人诟病音响效果不好。有段时间，它似乎成了大牌歌手的“滑铁卢”。
尽管有缺点，但巨星们权衡利弊后仍会做出他们的选择，八万人的舞台在2000年之后越发闪耀了。
2000年，仅是九月这一个月，八万人体育场就迎来了三位巨星：8日罗大佑开唱，16、17日是张国荣演唱会，29日的主角则是李玟。
多年后八万人体育场关门翻修时，有市民回味起世纪初的感动：“2000年罗大佑在这里开演唱会，一声振臂高呼，整个体育场几乎都地动山摇，这是我一辈子最感动的场面之一。”
当时罗大佑的票价最高三百多元，李玟的最高票价六百多，张国荣内场前三排的票价是800元。这还是没有经过黄牛加价的原价，而在那个年头，上海的房价也就2000元左右一平方米。
演唱会定价策略不同其实很正常，上座率才是硬道理，能在八万人开唱的都是底气十足的歌手。
张学友2002年在八万人开唱。那年关于张学友演唱会的一篇报道是这样开头的：“那些认为张学友已经老了的人，在张学友今年上海个唱的票房佳绩面前将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
如果有人能在2002年的上海跟张学友拼演唱会人气，大概只有F4了。11月，他们在八万人的演唱会创下了上海演唱会票价纪录，最快卖完的竟是2000元和1280元的两档内场票。
2003年，创造八万人票房奇迹的是如同热血青春时光机的Beyond。他们第一次在上海开演唱会就选择了八万人，上座率高达九成以上，开场前还有“黄牛”在高价收票——不管在哪个场馆，“开场前黄牛还在收票/黄牛票还在加价卖”，都是歌手人气的明证。
在此之后，那些经常来上海演出的歌手基本都在这三个场馆中的至少两个开过演唱会。
动感101的主持人罗毅说，她人生中第一次看演唱会就是在虹口足球场。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念书时，经常能听到学校对面虹口足球场里的演唱会，有时同学们还会穿过马路直接到场馆外面去听。
有次齐秦在里面唱歌，大家发现开场半小时后就没保安了，就大着胆子长驱直入，直接来到了看台的山顶区，当时还有很多空位。这是她第一次见识那么大的场子，印象深刻。
2004年王菲在虹口足球场的演唱会也让罗毅难忘。当天是雷暴天气，雨一直下到开场前才停，但演唱会还是如期举行了。演出进行到一半时，天上一个大闪电，紧接着一个大炸雷，戏剧效果拉满，而台上的王菲还兢兢业业地唱着……又唱了会儿，人不见了，原来是滑倒了。
其实罗毅在张信哲2001年虹口足球场演唱会上，就曾见识过天气带来的麻烦。那次也是雨天开唱，音响被淋坏了，全场一起跺脚拍手大喊“听不到”，技术人员奔进来抢修，总算是让演唱会进行下去了。
张信哲曾抨击过票价过高现象，他把2001年这场演唱会的最低票价压到了60元；2006年姜育恒的上海演唱会是不收出场费的，而是自己作为投资方享受利润，也因为自己投资的缘故而得以把票价控制在100到600块的区间。
在看演唱会仍然需要把实体票拿到手的日子里，随着票价上涨的，还有制贩假票的手段。歌迷花了一点都不少的钱买到了根本不存在的座位号，或者是同一个座位有好几个人争抢但其中只有一个人持有真票。
在2005年的一次记者暗访中，真黄牛们教了记者一些辨识假票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真票黄牛是本地人为主，假票黄牛一般不是本地人；真票黄牛在体育馆内线活动，假票贩子在外线活动；真票一烫就穿，假票烫几下也不一定烫穿；再加上水印防伪纸、缩微文字和无色荧光防伪标志和条形码……
如果你在10多年前常常看演唱会，应该熟知这些知识点。随着真票印刷技术的进步，假票贩子也跟着卷起来了，而且只要技术精，什么都敢印——2006年12月被捕的假票制售团伙除了印制了大量演唱会假门票之外，还制作了龙华寺除夕香券的假票。
假票在做，线月，滚石乐队在万体馆的演出，1500张内场票的均价达到3000元，破了上海演唱会史的票价纪录。而他们之后一次，也就是2014年再来上海演出，演出场馆选在了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在万体馆、虹口足球场、八万人体育场三足鼎立了十多年之后，新的顶配室内演唱会场馆出现了，那就是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而建造的永久展馆之一，上海世博文化中心。
世博会期间和结束后，这里都是一个承担演出活动的场所，而因为冠名的关系，上海市民简单地称之为“梅奔”。
2016年，王菲在梅奔举行的“幻乐一场”演唱会成了国内第一场进行网络直播的演唱会，把演唱会的互动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观众看演唱会时的反应其实和以前一样的，因为人的情感表达方式还是那样，感动了会流泪，开心了会喝彩，听到快歌会跟着歌手一起挥手甚至跳起来，这些和过去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从娱乐媒体的第三方视角来看，罗毅觉得如今的演唱会最大的变化在于每位歌手都会花很多时间精力来做现场互动，聊天、点歌、大合唱……
如果像伍佰那样有足够多的名曲和粉丝基础，歌手甚至不需要亲自唱歌，大家自己唱唱就high了，回家还能回味很久，可以说开创了一种以互动为主的演唱会新模式，演唱会和live house的边界渐渐模糊了。
演唱会的宣发方式也早已改变。做了20年电台DJ，罗毅经历过演唱会宣发大量倚靠传统媒体的时代。
那时的演唱会需要留出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窗口来让观众购票，会提前很久开票，在这段时间里歌手除了要开发布会还需要跑一圈媒体通告，整个工作流程类似于当年宣传新歌。
如今的演唱会宣发早已不需要倚赖传统媒体了，几乎一切传播都可以在社交媒体搞定。
“像今年这样一个周末晚上恨不得有八台演出同时进行的情况，以前从来没见过，真的是盛况空前。这也是因为上海现在的演出场所非常丰富了，不像以前只有几家大型场馆。”
罗毅盘点了一下现在上海长期保持活跃的演唱会场馆，除了八万人、虹口足球场这种超大型场馆，刚翻新的万体馆也已经开演了，梅奔的容量是1.8万人左右，东方体育中心则是1.5万人左右规模的。
还有一些适合两三千人体量的场馆，比如国际体操中心和最近刚刚投入使用的前滩31演艺中心，牛奶咖啡、戴佩妮已经开过演唱会，之后陶喆也在那里开唱。
对于那些有很忠实的粉丝群，但又没庞大到足以支撑起大场馆的演出的歌手来说，像Modernsky Lab、Mao、南梦宫梦剧场、瓦肆之类的live house就是开演唱会的实惠之选。
罗毅相信这些中小型的场子未来应该会比较热门，而且演唱会也未必都得选在周末开，归纳成四个字就是“丰俭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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